主题：假如中国缺粮会是什么景象？ GDP冲动下的隐患

“谁来养活中国?”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这个著名命题，就像是一个紧箍咒，时刻刺激着中国农业领域的从业者。

人与地的关系紧张，是中国农业的最大现实：用占世界不足9%的耕地，养活世界近1/5的人。

在几代人的努力下，中国的粮食生产保持了快速增长。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

然而，供给奇迹般的增长，却仍然赶不上消费的增长。目前，中国基本粮食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而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中国人正越来越养活不了自己：城镇化促进了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的增长;种粮利润低，使得粮食主产区追求高度工业化和城镇化的“GDP冲动”从未停止;土地失控，使得耕地流失成为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耕地“18亿亩红线”难守;此外，耕地污染加剧、水资源短缺、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人才流失和青黄不接等问题，直接危及粮食安全。

粮食保障战：

保供给，保耕地，保环境，保人才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王红茹 实习生 李雪 | 北京报道

5月末，从河南南阳开始，40多万台“铁麦客”(小麦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上路，一路向北开进，直至黑龙江的三江平原，大兵团作战进行粮食收割。每年如此，一直持续到8月。

“40多万台‘战车’调到那里大兵团作战，这个规模不得了。”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日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演讲描绘到这一场景时，台下的军人羡慕不已，他们从未有机会指挥过那么多的“战车”，亦从未见过那样恢弘的“作战”场面。

指挥“作战”的是中国农民，他们创造了中国自2004年开始的粮食产量九连增。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从3.05亿吨增加到5.9亿吨，增长了93%。若无意外，十连增或将在今年实现。

“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我们的粮食年产量稳定在了1.1万亿斤以上，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陈锡文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记忆，从未从与他同龄人的记忆里抹去。

然而，即便是在丰收之年，以及粮食安全状况最好的时期，陈锡文还是忧心忡忡地提醒：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

脆弱的供求平衡

陈锡文的担忧不无道理。

201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9亿吨，但同时，粮食进口也首次突破8000万吨。加起来，2012年新增粮食供给超过6.7亿吨，创下了历史新高。

过去10年，中国人均农业产出增速达到了3%的年增长率，比全球1.7%的增长率高出近一倍。然而，粮食不仅没有出现明显过剩，粮食的进口依存度10年间却从6.2%增长到12.9%，翻了一番。

目前，中国基本粮食(麦类、稻类、粗粮类)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自给率则低于90%，所有农产品的自给率大约维持在80%。

“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 陈锡文说。

所谓“紧平衡”，指的是粮食供求的紧张关系，即基本能满足需求，但地区之间、粮食的结构之间差异很大，有余有缺。

在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宁波市农科院副院长马荣荣看来，这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经不起任何风险。“例如，战争、动乱、灾难来了，粮食就有困难了。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

马荣荣所在的浙江省即是缺粮大省。“上海的粮食自给能力大约为10%，近90%要靠省外调入;浙江只能自给1/3，其他2/3主要依靠黑龙江、江西、安徽三个省份供给;北京、天津、广东、福建等省份均不能自足。”马荣荣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样的粮食安全基础很薄弱。

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粮食供求关系格局，也将是一个长期的态势。

李国祥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中国耕地资源中，70%属于中低产田，且耕地质量呈下降趋势。耕地水土流失、次生盐渍化、酸化等问题比较严重，由此导致的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耕地质量，好的土地往往用来城镇化，这对我们粮食安全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在良田被占用之后，我们能不能改造出土地资源跟水资源相匹配的良田来?现在看来，耕地与水资源不匹配的矛盾很难解决。”李国祥说，土地和水资源的问题始终是制约中国农业产量增长最主要的因素，“北方地区有大量的耕地，却缺乏水资源。例如新疆，我们现在把新疆当做后备耕地，解决水的问题却很难。”

现在看来，这个“后备”仍然是一个相当遥远的事情。

李国祥最后还是把希望放在了城镇化质量的提高上。“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方式仍然粗放，未来怎么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尽量地少占耕地，这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徐小青指出，“关键还是决心问题，如果下决心一定要保住(18亿亩红线)，还是能保得住的。”

维持自给，人从何来?

活在“谁来养活中国”阴影下的中国农业从业者，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解决粮食安全的出路。

走出去似乎是一种选择。

然而，中国农业走出去喊了这么久，实际情况究竟怎么样?现在看来，更多地局限于传统思维，购买或租赁别国的土地进行耕种。但因为土地问题过于敏感，加上使用化肥和农药可能带来的污染，所受限制越来越大。

陈锡文认为，其实可以拓宽思路，借鉴四大粮商的做法。

美国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美国邦基(Bunge)、美国嘉吉(Cargill)和法国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这四大粮商被简称为“ABCD”，控制着全世界80%的粮食交易量。“ABCD的基本做法是，什么地方是大粮仓，就在什么地方建仓库、建码头，物流中心建起来，当地农民增加的粮食产量就归它了。于是，他们掌握了粮源、掌握了贸易、掌握了价格。而我们非要自己去买地租地。”

然而，中国的粮食问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呢?

首先，全世界粮食供需矛盾突出。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12/2013年度全球谷物产需缺口约640亿斤。其次，每年全球谷物贸易量一般不足3亿吨，大豆贸易量大约只有1亿吨，两项合计只有大约4亿吨。而中国目前一年粮食消费量已经超过6亿吨。“即使中国有钱，将全球能用于出口的粮食贸易量全部买回来，也不够吃半年，自己不解决怎么行?”陈锡文说。

无论如何，中国应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

陈锡文认为，未来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这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科技创新，需要经营体制创新，需要国家的支持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

2012年的中央1号文件中，农业科技创新被突出强调。

然而，人才是一个大的瓶颈。

马荣荣感慨，他的研究所招人，一年比一年难招。

“人口的总体流向总是往高利润的行业去。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的高端人才大多进入了房地产、信息、金融等领域。这30年，农业人才严重流失，相当严峻，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人们宁愿下煤矿挖煤也不愿意种田了。挖煤已经是最苦的活了，但还是比种田赚钱啊。”

每次参加浙江省人大会议，其他行业的人便会问，“老马，你们这样种田，一亩田有多少收入呀?”马荣荣说，一亩利润700块钱。他们很惊讶，怎么才这么一点?“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而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我干到了今天，竟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这些年，国家出台了两条政策：提价和补贴，以吸引一部分精英到这个传统产业，保住这个产业，“否则它会彻底崩溃”。

当然，马荣荣有信心，人的问题，国家一定会重视。

(本刊记者 陈海东 马玉忠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粮食地图：

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王红茹 郭芳 实习生 李雪 | 北京报道

从“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农业中国经千年形成的粮食分布格局是在最近的30年间被改变的。